人亡政息的典故_人亡政息

1.《孔子家语》17哀公问政诗解1人伦之理

2.张居正改革为什么人亡政息？

3.张居正改革“人亡政息的原因，懂的人进来！

4.首辅申时行为什么要改变张居正的变革？

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在建国前和黄元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乎’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

《孔子家语》17哀公问政诗解1人伦之理

豹死留皮：豹子死了，皮留在世间。比喻将好名声留传于后世。 出处：《新五代史·王彦章传》：“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长眠不起：死亡的别称。 出处：宋·李昉《太平广记》：“郑友过一冢，驻马而吟，久不得属，冢中人续之曰：‘下有百年人，长眠不知晓。’”

城门鱼殃：城门失火，大家都到护城河取水，水用完了，鱼也死了。比喻因受连累而遭到损失或祸害。出处：明·李东阳《尹公墓志铭》：“城门鱼殃，昆岗玉碎。”

从容就义：就义：为正义而死。无所畏惧地为正义事业而牺牲。 出处：宋·朱熹《近思录》：“感慨杀身者易，从容就义者难。”

从一而终：丈夫死了不再嫁人，这时旧时束缚妇女的封建礼教。 出处：《周易·恒》：“曰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

存亡未卜：卜：猜测，估计。或是活着，或是死了，不能预测。出处：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十七：“况宗族远离，夫家存亡未卜，随缘快活，亦足了一生矣。”

丹心碧血：丹心：红心、忠心。碧血：血化为碧玉。碧：青绿色的宝石，表示血的珍贵。赤诚的忠心，宝贵的鲜血。用以赞扬为国捐躯的重大牺牲。 出处：《庄子·外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元·郑元祐《张御史死节歌》：“孤忠既足明丹心，三年犹须化碧血。”

粉骨捐躯：指粉身碎骨，献出生命。 出处：唐·杜牧《又谢赐批答表》：“势当戮力尽瘁，粉骨捐躯，知无不为，见死宁避！”

甘心瞑目：瞑目：闭上眼睛，指死去。心甘情愿，死了也不遗憾。 出处：《后汉书·马授传》：“吾受厚恩，年迫余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

宫车晏驾：晏：迟。宫车迟出。旧为帝王死亡的讳辞。 ?出处：《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宫车一日晏驾，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

孤儿寡妇：死了父亲的孩子，死了丈夫的妇女。泛指失去亲人，无依无靠者。 ?出处：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孤子寡妇，寒心酸鼻。”

骨化形销：指死亡。 出处：唐·元稹《莺莺传》：“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

鼓盆之戚：旧指死了妻子。出处：《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

赍志而没：赍：怀抱着，带着；殁：死。志愿没有实现就死了。出处：南朝·梁·江淹《恨赋》：“赍志没地，长怀无已。”

驾鹤成仙：指死的婉称。出处：杨大群《关东》第54章：“老爹，你驾鹤成仙了，嘿嘿。”

驾鹤西游：死的婉称。

捐躯报国：舍弃身躯，报效国家。 出处：《元史·王戢传》：“臣以布衣受恩，誓捐躯报国，今既偾军，得死为幸！”

捐躯赴难：躯：身体。指舍弃生命，奔赴国难。出处：三国·魏·曹植《白马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

捐躯殉国：殉国：为国家的利益而牺牲生命。为了国家而献出生命。 出处：北魏·杨炫兺《洛阳伽蓝记·追光寺》：“既见义忘家，捐生殉国，永言忠烈何日忘之！”

慷慨就义：慷慨：情绪激昂；就义：为正义而死。正气凛然，意气高昂地为正义而死。 出处：李六如《六十年代的变迁》：“现在是四更时分，彭、刘、杨三位，同在制台衙门前慷慨就义了。”

溘然长逝：指死去。

溘然长往：溘：忽然。指人突然死亡，常作悼念死者用词。 ?出处：《楚辞·离骚》：“宁溘死以流亡兮。

兰摧玉折：摧：折断。兰草、美玉都折断了。旧时多用于哀悼人不幸早死。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毛伯成既负其才气，尝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

没而不朽：没：同“殁”，死。指人的身体虽死，但其精神、业绩、文章永存人间。

墓木拱矣：坟墓上的树木已有两手合抱那么粗了。意思是你快要死了。这是骂人的话。后指人死了很久。 出处：《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亦。”

墓木已拱：坟墓上的树木已有两手合抱那么粗了。意思是你快要死了。这是骂人的话。后指人死了很久。 ?出处：《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亦。”

泣血稽颡：稽颡：古代一种跪拜礼仪，屈膝下跪，以额触地。指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向前来致哀的宾客哭拜并致以谢忱。

人亡物在：人死了，东西还在。指因看见遗物而引起对死者的怀念，或因此而引起的感慨。 出处：宋·曾会《重登潇湘楼》诗：“物在人亡空有泪，时殊事变独伤心。”

人亡政息：亡：失去，死亡；息：废，灭。旧指一个掌握的人死了，他的政治措施也跟着停顿下来。 出处：《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如丧考妣：丧：死去；考：已死的父亲；妣：已死的母亲。好象死了父母一样地伤心。 出处：《尚书·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

若丧考妣：丧：死去；考：父亲；妣：母亲。好象死了父母一样地伤心。 ?出处：汉·扬雄《元后诔》：“享国六十，殂落而崩。四海伤怀，擗踊拊心，若丧考妣，遏密八音。”

丧明之痛：丧明：眼睛失明。古代子夏死了儿子，哭瞎眼睛。后指丧子的悲伤。 出处：《礼记·檀弓上》：“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

山高水低：比喻不幸的事情。多指人的死亡。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八：“万一有些山高水低，有甚把臂，那原聘还了一半，也算是他们忠厚了。”

山颓木坏：册：泰山；颓：倒塌；木：梁木。泰山倒塌，梁木折断。比喻众所仰望的人物逝世。 出处：《礼记·檀弓上》：“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身先朝露：指身体比早晨露水消失还快。比喻很快死亡。

神灭形消：指死亡。

生荣死哀：活着受人尊敬，死了使人哀痛。用以赞誉受人崇敬的死者。 出处：《论语·子张》：“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三国魏·曹植《王仲宣诔》：“人谁不没，达士徇名，生荣死哀，亦孔之荣，呜呼哀哉。”

生荣死衰：活着受人尊敬，死了使人哀痛。用以赞誉受人崇敬的死者。 ?出处：《论语·子张》：“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寿满天年：天年：自然寿数。人活满自然寿数而去世。 出处：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三十二：“诸公皆生人道，为王公大人，享受天禄。寿满天年，仍还原所，以俟缘会，又复托生。”

死不瞑目：瞑目：闭眼。死了也不闭眼。原指人死的时候心里还有放不下的事。现常用来形容极不甘心。 ?出处：《三国志·吴书·孙坚传》：“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 ?

死而不朽：指身虽死而言论、事业等长存。

死而后已：已：停止。死了以后才罢手。形容为完成一种责任而奋斗终身。 出处：《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死而无悔：就是死了也不懊悔。形容态度坚决。 ? 出处：《论语·述而》：“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

死而无怨：即使死了，也毫不怨恨。形容心甘情愿。 ?出处：元·郑光祖《倩女离魂》第三折：“不是我闲淘气，便死呵死而无怨，待悔呵悔之何及！”

死且不朽：犹言至死不忘。?

死生荣辱：指死亡，生存，荣耀，耻辱。

死心塌地：原指死了心，不作别的打算。后常形容打定了主意，决不改变。 出处：元·无名氏《鸳鸯被》第四折：“这洛阳城刘员外，他是个有钱贼，只要你还了时方才死心塌地。”

死于非命：非命：横死。在意外的灾祸中死亡。 出处：《孟子·尽心上》：“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死欲速朽：指人死了以后尸体腐朽得越快越好。人死入土为安。

虽死犹生：犹：如同。指人虽死，精神不灭，楷模犹存。也指心无牵挂、憾事，虽死犹同活着。 ? 出处：晋·常璩《汉中士女志·文姬》：“先公为汉忠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天年不测：指意外的死亡。 ? 出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此后成人婚娶，俱系鲍文卿抚养，立嗣承裆，两无异说。如有天年不测，各听天命。”

同垂不朽：?一同流传，永不磨灭。

兔死狗烹：烹：烧煮。兔子死了，猎狗就被人烹食。比喻给统治者效劳的人事成后被抛弃或杀掉。 ?出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兔死狐悲：兔子死了，狐狸感到悲伤。比喻因同类的死亡而感到悲伤。 出处：《宋史·李全传》：“狐死兔泣，李氏灭，夏氏宁独存？”元·无名氏《赚蒯通》第四折：“今日油烹蒯彻，正所谓兔死狐悲，芝焚蕙叹。”

为国捐躯：捐：献；躯：身体，指生命。为国家牺牲生命。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五十二回：“可怜成汤首相，为国捐躯。”

呜呼哀哉：呜呼：叹词；哉：语气助词。原为表示哀痛的感叹语，旧时祭文中常用。现用以指死亡或完蛋。 出处：《诗经·大雅·召旻》：“於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左传·哀十六年》“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物在人亡：人死了，东西还在。指因看见遗物而引起对死者的怀念，或因此而引起的感慨。 出处：宋·曾会《重登潇湘楼》诗：“物在人亡空有泪，时殊事变独伤心。”

香消玉碎：比喻年轻美貌女子死亡。

香消玉损：比喻年轻美貌女子死亡。同“香消玉碎”。

香消玉殒：比喻美丽的女子死亡。 出处：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30回：“香消玉碎佳人绝，粉骨残躯血染衣！”

兄死弟及：原指哥哥死了，弟弟即位做君主。后也指弟弟接替哥哥的职位和事业。 出处：《公羊传·昭公二十二年》：“不与当，父死子继，兄死弟及之辞也。”

眼穿心死：眼穿：望眼欲穿；心死：心如死灰。眼睛望穿，心也死了。形容殷切的盼望落空而极度失望。 出处：唐·杜甫《喜达行在所三首》诗：“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眼穿当落日，心死着寒灰。”

一命归西：指死亡。 出处：老舍《四世同堂》：“不留神？好，噗哧一下儿，我不就一命归西了吗！”

一命归阴：指死亡。 出处：清·俞万春《荡寇志》第99回：“兰生一铜人横扫过去，打着穆春腰肋，一命归阴。”

一命鸣呼：指死亡。常含幽默诙谐意味。 出处：明·洪楩《清平山堂话本·合同文字记》：“又过半年，忽然刘二感天行时气，头疼发热。正是：‘福无双至从来有，祸不单行自古闻。’害了六七日，一命呜呼，已归泉下。”

一命呜呼：呜呼：叹词，古代祭文末多有此词，后即以此为死亡的代称。指人死亡。 出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汤峻岩说：‘杀两个叫花子开张！这两个叫花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

瘗玉埋香：瘗：埋藏；玉、香：泛指美貌的女子。指美丽的女子死亡。 出处：明·高启《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加减乐事浮云改，瘗玉埋者今几载？”

因噎废食：原意是说，因为有人吃饭噎死了，就想让天下人都不吃饭，这太荒谬了。比喻要做的事情由于出了点小毛病或怕出问题就索性不去干。 出处：《吕氏春秋·荡兵》：“夫有以噎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

饮恨而终：饮恨：心里怀着怨恨和冤屈。内心满怀着怨恨或冤屈死去。 出处：唐·蒋防《霍小玉传》：“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如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

永垂不朽：垂：留传后世；朽：腐烂，磨灭。指光辉的事迹和伟大的精神永远流传，不会磨灭。 出处：《魏书·高祖纪下》：“虽不足纲范万度，永垂不朽，且可释滞目前，釐整时务。”

油干灯尽：比喻很快就要死亡。同“油干灯草尽”。 出处：《荡寇志》第四四回：“孔厚道：‘嫂嫂揣理，小生并非不出力，只我不是神仙，那有灵芝仙药，所用不过树皮草根，油干灯尽，大命已终，如何救得。’”

于呼哀哉：于呼：感叹词。哉：语气词。原意感叹或悲哀。又用于祭文，表示对死者的哀悼。 出处：《诗·大雅·召旻》：“于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荀子·乐论》：“乱世恶善，不此听也。淤乎哀哉，不得成也。”

与世长辞：辞：告别。和人世永别了。指去世。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贾奉雉》：“仆适自念，以金盆玉碗贮狗矢，真无颜出见同人，行将遁迹山林，与世长辞矣。”

玉碎香残：比喻美貌女子的死亡。 出处：清·洪升《长生殿》第二十七出：“玉碎香残荒郊卧，云抛雨断重泉堕。”

玉碎香消：比喻女子死亡。 ?出处：明·无名氏《寻亲记》第二十四出：“玉碎香消镜台荒，绿云缭乱懒梳妆。”

玉碎香销：比喻女子的死。 ?出处：清·湘灵子《轩亭冤》第七出：“喜今朝玉碎香销，魂游天国路迢迢，此去何须悲悼。”

玉碎珠沉：美玉破碎，珠宝沉没。比喻美女的死亡。 ? 出处：唐·秦贯《唐故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珠沉玉没兮，人谁靡伤，桂殒兰凋兮，共泣摧香。”明·叶宪祖《鸾鎞记·仗侠》：“若他强逼成姻眷，拼一个珠沉玉碎，蚤赴黄泉。”

驭凤骖鹤：驾凤骑鹤。传说中仙人多驾鹤升天，故用以比喻仙人或得道之士。今常作为哀挽妇女用语。 出处：唐·吴融《和皮博士赴上京观中修灵》诗：“鹤驭已从烟际下，凤膏还向月中焚。白云乡路看看到，好驻流年翊圣文。”

远垂不朽：永垂不朽。 ?出处：明·李贽《与汪鼎甫书》：“所谓水中盐味，可取不可得，是为千古绝唱，当与古文远垂不朽者也。”

月坠花折：月亮落下，鲜花夭折。比喻美女死亡。 ?出处：清·洪升《长生殿·补恨》：“誓世世生生休抛撇，不提防惨凄凄月坠花折，悄冥冥云收雨歇，恨茫茫只落得死断生绝。”

珠沉玉碎：比喻美女的死亡。 ?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十八回：“把左手向身后一绰，便要提起那把刀来，就想往项下一横，拼这副月貌花容，作一团珠沉玉碎。”

珠沉玉磒：比喻美女的死亡。同“珠沉玉碎”。

死无葬身之地：死了没有地方埋葬。形容惨死或严厉的惩罚。 ?出处：明·王世贞《鸣凤记·写本》：“相公坚执如此，夫妇死无葬身之地矣！”

狡兔死，良狗烹：烹：烧煮。兔子死了，猎狗就被人烹食。比喻给统治者效劳的人事成后被抛弃或杀掉。 ?出处：《韩非子·内储说左下》：“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城门失火，大家都到护城河取水，水用完了，鱼也死了。比喻因受连累而遭到损失或祸害。 ? 出处：北齐·杜弼《檄梁文》：“但恐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张居正改革为什么人亡政息？

《孔子家语》17哀公问政诗解1人伦之理

题文诗：

文武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至道至正,

正之以政,政犹蒲卢,待化以成,政在得人,

取 人以身,修道以仁,至人至仁,亲亲为大;

至义至宜,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

礼所以生,礼者政本.君子真情,情通人伦,

事亲修身,悲天悯人.人伦之理,有情有谊,

达道有五: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

昆弟有序,朋友有信.天下达德,智仁勇者:

好学近智,力行近仁,知耻近勇.至道至德,

至德至情,至情至诚,至诚至一,一情所通.

或生而知,或学而知,或困而知,至知至情;

或安而行,或名利行,或勉强行,至行至诚.

至知至行,至精至诚,修身治人,天下至治。

正文：

? 哀公问政於孔子．

孔子对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 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者，犹蒲卢也，待化以成，故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以生也 ． 礼者，政之本也 ，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 ；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 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达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 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达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 ，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实固，不足以成之也．」

孔子曰：「 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 修身，则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则能 成天下国家 者矣．」

译文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治国之道。

孔子回答说：“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方略，记载在简册上有。如果有像文王武王这样的贤人在世，他们的为政之道、治国措施就能施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德政、治国措施就不能施行了。天之道就是勤勉地化生万物，人之道就是要勤勉地处理政事，地之道就是迅速及时地种植。所以政治呀，就像土蜂取螟蛉之子化为自己的儿子一样快速，得到教化就能很快成功，（关于蒲卢：沈括以为蒲卢就是蒲苇，即芦苇。又《尔雅》云“蜾赢，蒲卢”，即今之细腰蜂，即土蜂。《诗》曰：“螟蛉有子，蜾赢负之。”蒲卢，取桑虫之子以为己子。）（政治，就像蒲卢就是蒲苇，即芦苇。水生植物，生长迅速，柔韧顺变。这里用以说明为政之道。比喻君子从政得到贤臣辅佐就会很快取得成功。）所以呀，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选取、得到人才；选取人才在于修养自身；修养道德要以仁为本。仁，就是具有爱人之心，爱亲人（父母）是最大的仁；义，就是事事做得适宜，尊重贤人是最大的义。爱亲人（自然）要分亲疏，尊重贤人（自然会）要有等级，这就产生了礼。礼，是政治（治国）的根本，因此君子（王）不可以不修身；想要修身，不能不（很好的）侍奉父母；要侍奉（好）父母，不能不了解人（道）；要了解人（道），就不能不知天（道）。天下通用的人伦大道有五条，用来实行这五条人伦大道的德行有三种，就是：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妇之道，兄弟之道，朋友之道，这五条是天下共通的大道。智、仁、勇三种，是实现这些人伦关系就必须要遵循的品德，是天下通用的道德。实行这些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践行这些大道和美德，都是靠一个‘诚’字贯彻始终）。这些道德，有的人天生就知道，有的人通过学习才知道，有的人经历了困苦才知道，最终都知道了，这是一样的。这些道德，有的人心安理得地去做，有的人为了名利去做，有的人被迫勉强去做，最终也成功了，都是一样的。”

鲁哀公说：“您说得太好了，达到极点了，但我实在鄙陋呀，不足以成就这些呢。”

孔子说：“喜欢学习就接近于有智慧，努力实行（实践）就接近于有仁心，知道耻辱就接近于有勇气。明白了这三点，就知道了如何修身；知道（懂得）如何修身，就知道如何治理人；知道如何治理人，就能完成治理国家的事情了。”

注释?

哀公:鲁哀公，姓姬名蒋，“哀”为谥号。?

布在方策:记载在木板和竹简上。方:书写用的木板。策:竹简。?

蒲卢:旧注:“蒲卢，蜾赢也，谓土蜂也。取螟蛉而化之以为子，为政化百姓，亦如之者也。”一说指芦苇，性柔而生长快速。?

达道:天下古今共同遵守的道理。?

困:困苦，阻塞。?

张居正改革“人亡政息的原因，懂的人进来！

古往今来，为了变法图强，实现国家兴盛，各个朝代出现了许多改革。但是，真的能成功地将改革方案推进下去，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却着实不多。

一个改革方案能够得到顺利实施，不仅需要有勇有谋的改革家，也需要有利于改革施行的社会环境。但也正是由于这两个条件的束缚，使众多优秀的改革被扼杀在历史的潮流之中。

那么今天就对明朝“张居正改革”最终失败的原因来进行探索。

随着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登上政治权力的中心。明朝万历年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

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加剧、贪污腐败……这个持续了100多年的大明王朝开始逐渐走向衰落，为了重振大明的江山社稷，张居正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选拔人才、整顿吏制、控制土地兼并、改革税收政策、节省开支、加固边防、安定边境……

随着一系列改革方案的实施，在这十年内，明朝的社会矛盾得到缓解，财政危机得到缓和，国家实力得到增强，由此便开创了鼎鼎有名的“万历新政”。

傅维鳞在《明书》中用“无所不披靡”来赞美这场改革的英明。

然而，虽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这次改革却没有持续坚持下去，万历十年，随着张居正的去世，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备受打压，逐渐消声灭迹。

不仅改革因此不了了之，连死去了的张居正及其家人也备受牵连。入狱自杀、发配充军，惨不忍睹。

取得了如此成效的改革，为何最后不了了之，甚至连张居正本人也不得善终呢？

根本原因便是触犯了贵族阶层的利益。

不只是资本，人也有趋利性。在张居正实行改革，想要缓解阶级矛盾、土地矛盾时，用了“摊丁入亩”的征税方法，简单来说就是按人头来收税。

这样虽然能够缓解社会矛盾，但是也触犯了许多贵族阶层的利益，贵族阶层在征税过程中谋利的机会大大减小，也因此记恨上张居正。不仅在张居正推行新政时百般阻挠，也在张居正去世后落井下石。

此外，早在嘉庆、隆庆年间，明朝便已经出现了积贫积弱的情况，这么多年来明朝所遗留下的顽固弊端，一朝一夕之间是无法完全解决的。

同时，张居正进行改革时，明朝也正面临着蒙古南侵，倭寇、葡萄牙骚扰东南边境的外部危机。

不仅要对内改革，对外还要加强边防，这并不是国内进行改革的一个好时期。

在内外部环境都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张居正推行改革本就艰难，再加上后期保守派群体反扑，明神宗对张居正的怨怼，改革日益艰难。直到1582年，张居正去世，变法相继被废除，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张居正改革的结局是悲剧的，但改革却是中国赋税制度改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改革为社带来的价值不可估量。

首辅申时行为什么要改变张居正的变革？

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的人生。

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作了《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 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 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 “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众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在《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

勾结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二、临危受命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4)，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 万两，而支出达到400 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累年的收

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规律时，曾经把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作为起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爆发执政危机。嘉靖、隆庆年间政治、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5)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6)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 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 。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成功之道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 非耶? 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7)“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8)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9)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10)，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 “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13)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14)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15)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 “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 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18)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19)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20)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花，不如底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攻击新政的无知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风水再好，也不见朽木再生，枯骨复华的，哪能长保后代的富贵? 又说:“葬者，藏也。”就是避免尸身外露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在《杂著》中又进一步说明，人畜死于雷击，是因为偶然与雷相撞，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并非符咒。张居正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反击了猖獗一时的迷信说教，也表现出对祖宗家法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由此可见，张居正改革是并不是一般的政策变动，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统，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21)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四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这十年成效得来并非易事，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22)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 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23)

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秉公执法，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24)，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25)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向前进。

但是，反对派并不轻易消声匿迹，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26)，“背公议而殉私情”(27)，“亲死而不奔”是“禽彘”(28)，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29)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 “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 ”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30)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自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按朝廷的旧规矩，京师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有人却放言，这是张居正吃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31)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招致非议，其中是否有弊，史无明证，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广为流传，至今也未弄清楚。似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32)，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33)，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34)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35)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 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使中央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不象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新政因而较少引起正面冲突，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耐，16世纪后期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重又复苏的新局面。

五 、祸发萧墙

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也预示身后隐伏的危机，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

废除新政，首先从放松驰驿的限制开始，恢复权贵乘驿的特权，继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36)

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 “身后一败涂地”。

为什么苦心经营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却一朝颠覆，毫无招架之力，从客观上说有两个原因:

(一)、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张居正的威势是因为代行皇帝的权力，

张居正是极为难得的治世良臣，他实施的改革，于国于民都获益匪浅。正是他在实施“考成法”裁冗官核吏治的同时，又实施了“一条鞭”法等新的制度，为国家储备了大量的金银与粮食，支撑了朱明王朝的最后60年，故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但张居正下场并不好。尽管他生前享尽荣华，死后不久却满门查抄，长子自缢身亡，三子自杀未遂，家眷十数人饿死，部下皆被裁撤职务，正所谓“身后一败涂地”。张居正改革为什么会出现“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的局面呢？原因在于用人有得有失。

一、“考成法”为改革成功提供组织保障

张居正自己曾说：“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整顿吏治，就在于治理三个字：一曰贪，张居正深知贪乃万恶之源，更清楚当时官吏贪污的具体情形；二曰散，当时京城十八大衙门，全国府郡州县，都是政令不一各行其是，六部咨文下发各地，只是徒具形式而已，没有人认真督办，也没有人去贯彻执行，一个“散”字让朝庭威权形同虚设；三曰懈，百官忙于应酬，忙于攀龙附凤，忙于拉帮结派，忙于游山玩水吟风弄月，忙于吟诗作画寻花问柳，唯一不忙的，就是自己主持的政务，张居正深知“懈”之害实可将大明天江山变成一盘散沙。

张居正既清楚当时的现实状况，也懂得吸取历朝历代的历史教训。他知道宋朝王安石变法失败在于急着为国家聚财而没有“核吏治”；明朝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也是吏治腐败所致。因此，张居正做首辅大臣后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该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

张居正实施“考成法”的目的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恰是在获得“考成法”这一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再运用这个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考成法”让不能干事和不会干事的庸官“下课”，让“干吏”放开手脚做事而不是整日夸夸其谈坐而论道，这对于整饬官僚主义就很有效用。张居正所启用的部院大臣以及各镇总兵，如工部尚书（水利专家）潘季驯，户部尚书（财政专家）王国光、梁梦龙，刑部尚书（法律专家）王之诰，蓟镇总兵戚继光，辽东总兵李成梁等等，都是有明一代的杰出人物。在实施“考成法”时，张居正也很注意取用人才的灵活性（比如为了继续获得大内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支持，一口答应把一个淮运总督的肥差让一个因贪污被查处靠行贿又妄想爬起来的胡自皋。他说：“为了惩治一百个贪官，你起用一个大贪官，你干不干？”）正因为张居正取用了一批精英共同管理国家，推行改革，才产生了名垂后世的“万历十年之治”。这一点，即便是张居正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善于用人的治国之才。

二、“人亡政息”的关键原因是选错了接班人

历史发展本有其内在规律，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大明王朝发展到末路的时候，没有谁有“回天之术”能让封建王朝摆脱灭顶之灾。也许这就是封建王朝的“周期率”！张居正是“救时”宰相而不是“救世”宰相，他救得了大明王朝“一时”但决不可能救其“一世”。1582年6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开始疯狂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张居正改革“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的客观原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至；但其主观原因却最能给我们深刻启示。在我看来造成张居正改革“人在政在，人亡政息”悲剧的主观原因有四：

一是封建社会变法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帝王的态度。张居正新法成功正在于万历皇帝对他弟子般的尊崇和支持，但“功高震主”势必导致身后万历皇帝对其不满；他死后被抄家的悲剧正是皇权所致。

二是张居正损害了某些集团的既得利益，尤其是文官集团。这些人在张居正身前迫于权势无可奈何，只能等其死后伺机反扑。

三是张居正本人的作风问题。在世人眼中，张居正是一个为国为民的道德君子；但在历史学家眼中，张居正的作风是有问题的。哪怕是极力推崇张居正的作家熊召政也说：“张居正腐化但不腐败”。接受戚继光用军费购买的绝(据说还是异族)说明张居正好色，张居正的父亲颇为贪赃，两个儿子同年中状元、探花让人感到有科场舞弊之嫌……变革者为国家社稷谋福祉，欲赢得“身前身后名”，就要放弃俗人的钱色之好，还要管住身边的人不要“惹事”，没有个人操守的变革者难免“身与名俱灭”。既得利益集团对人品正直如王安石者尚要鸡蛋里挑骨头，像张居正这样己不正者，“骨头”肯定多，能有好下场吗？对一个凡人来说，修身正己都很重要，何况推动历史前进的改革家呢？

四是张居者选错了接班人，这也是最直接最关键的原因。张居正改革能成功关键在于他在世时善于用人；他离世后身败名裂也与其选错了接班人有关。人治社会，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只能是一种理想。明朝官员，基本上都是先有功名，后有官禄。人才库是既定的，没有选择的余地。张居正只能从他见过的、用过的人中去选人，也就是在同学、同事、同乡中选择。他生前起用了一批得力的改革派，其善用文官武将的佳誉已经载入史册。但在用人方面张居正唯一也是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及时物色一个能肩担重任的后继者。他并非是没有深谋远虑之人，但刚愎自用，偏听偏信，使其自蔽视听，不能客观地考察人选。更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当58岁精力犹旺之时，一场宿疾痔疮的复发，三个月即告病危。弥留之际，仓促接受司礼太监冯保的建议，保举原礼部尚书潘晟入阁，潘本是平庸之辈，还未上任即遭弹劾而辞职，继任者是一向受到张居正垂青的张四维，此人家资万贯，倜傥有才，但品行素来不端，他攀附权势，曲意奉承，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一朝大权在握张四维立即转向，起用一批被张居正罢职的官员。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的李植，就出自张四维的门下。申时行也是张居正的助手，他以一手漂亮的文字博得张居正的欢心，于万历六年入阁，协理政务。但他的为人正如明末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评价:“柔而多欲”，是个貌似宽厚，实则利欲薰心的伪君子。张四维回乡奔丧，申时行继任首辅后，亲自拟旨加害张居正“诬蔑亲藩”、“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等几大罪状。在申时行主政期间，一切新政全都报废。如果没有这样的两面派和伪君子窃居要职，推波助澜，新政尚可延续时日。张居正英明一世，却毁于偏好奉迎，没有洞察埋伏在身边的异己分子，以致祸发萧墙，人亡政息。

三、悲剧不只为张居正一人上演

张居正熟读经书史籍，对历代改革家的厄运并非无动于衷，他晚年“亦自知身后必不保”，但仍然矢志不移推行改革，唱响了一曲轰轰烈烈的英雄悲歌，这充分表现出张居正的坚强意志和自我献身的精神。但张居正“人亡政息”的悲剧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朱明王朝的悲剧。

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广大农民迫于生计揭竿起义的事从未发生。对待老百姓，张居正施的是仁政，对官员、清流等利益集团，他施的却是苛政。这正是张居正的可贵之处，亦是祸机引发之处。作为一名改革家，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卓有成效的一个，可是作为一个人，他却是一个失败者。有人把张居正遭人痛恨的原因归根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此说有理！但仔细一想，张居正若不这样做，改革又怎么能获得成功？面对百弊丛生的政治局面，一个有志于革除弊政廓清浊气的政治家，如果没有赴汤蹈火的勇气，就不可能扭转乾坤。一种制度、一种风气一旦形成社会主流，要想改变它何其艰难。而张居正从事的改革，正是要改变社会，这就注定了他要同社会主流的代表者文官集团作对。 张居正一死，包括其弟子万历皇帝在内的“反张派”只差没有对张居正开棺鞭尸了，大明王朝再无人敢提张居正的名字。但有趣的是：在张居正去世半个世纪之后，对崇祯皇帝提出建议要给张居正平反昭雪的，竟是在“夺情”中被张居正迫害打断双腿、终生残疾的邹元标（万历5年，张居正之父去世，在百善孝为先的朱明王朝，张居正无疑要回家奔丧守孝。但此刻改革已进入“白热化”阶段，进一步则成，退一步则败。张居正在万般无奈之下，经皇帝同意没有回家奔丧，受到许多大臣的指责，甚至为当时老百姓所不能容忍，此谓“夺情”）。邹元标因指责张居正“不孝”被廷杖后，长期流放贵州，直到张居正死后才平反回京。此人是万历之后晚明的重要人物，亦是东林党的精神领袖，崇祯时期，已80多岁，领御左都御史。他看到大明天下在张居正死后竟如此迅速地土崩鱼烂，这才反思张居正的种种改革实乃是挽救大明的救世良方，因此提出给张居正平反。崇祯皇帝纳了他的建议，恢复了张居正的封号与名誉，但这一切已为时太晚。没过几年，明王朝便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如果张居正的改革后继有人，崇祯皇帝或许不会落得吊死树下的结果，朱明王朝或许还可苟延残喘几年，或许清兵不会入关……太多的“或许”让后人明白悲剧并非张居正一个人的。 张居正治国，人称是“有才有识，故能担荷宇宙，勿徒以权臣相拟。”风云际会中形成他刚毅、深沉、傲然、机警的品格，在改革中充分展示了他卓而不群的风。然而，他骄横、专断、偏狭，喜奢华，且好听阿谀奉承之词，致使他用人选才失误，加速新政的破灭。可以说，张居正的失败也是他的成功招致的必然结果，这或许是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改革家很难幸免的悲剧。